其一，有人会认为，是我自己想多了，竟不能体味与感恩政府如家父般的保护善意。
不过一般来说，大传染病会引发民众对公共卫生应对能力的提高，大型活动也会改进民众素养。第三，日本人有爱戴口罩的习惯。
在风险社会，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白概率大小有利于避免风险恐慌的发生和蔓延。在非典时期，吴仪副总理曾说过，由于最初没有及时通报信息，大家只能通过钟南山等科学家发布的内容才能获得信息。这对东亚无疑是很大的利好，7月在东京还将举办奥运会。一方面，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律手段制约，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治组织发挥作用，让社区组织居民、志愿者定期检查卫生、进行清扫也很有效。此次疫情，国务院开通了疫情线索提供网，湖北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热线等措施，社会信任度在逐步改善。
从法律上来讲，医患之间存在特殊的权力关系。近些年来，对禽流感、猪蹄疫等都非常重视。也基于此，最低生活标准、禁止用贬低性的方式对待他人会成为尊严保障的内容。
尽管这两个学者的哲学立场完全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共同认定，人拥有人权与人拥有尊严的表述完全相同。例如，我国宪法规定的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于何为人格尊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有将之视为与德国基本法规定相似的，也有认为二者截然不同的。对此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这些公约本身并不具有哲学上的逻辑性。为此，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之后，许多国家在制度上展示出对尊严的保护倾向。
尊严与人权的这种关系论受众最广，事实上，这种貌似最深入人心的基础说，仍旧存在巨大的解读空间。第二，人权因为人之尊严而具有特殊性。
因为保障尊严有助于防止剥夺人权行为的再次发生，对实现人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既然宣称人权是不可分离的，那它就不会来自公约或者推衍自其他权利或法律。这其实是参考了汉斯·凯尔森的效力层级理论，在动态的法律体系中，基础规范是一切法律效力的最终来源。当人们追问尊严保护的内容是什么时，一个常见的答案是保护人类所固有的特质。
她的应对方法是，否认人之尊严的自然性质和道德属性，而是将之理解为一种政治—语言性的存在。此时的人失去的是比自由权更为重要的公民权，这是对人权的最根本的剥夺。显然，不确定的内容以及结构上关联性的缺失，使得这种逻辑意义上的基础说无法成立。它能够将不同的伦理与政治观念同置一处，为个体之间的重大分歧提供妥协和意见统一的基础，它甚至还能让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手发出相同的声音。
出现以上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混淆了尊严在宪法中的两种不同角色：具有绝对性的宪法价值的尊严和具有相对性的宪法权利的尊严。拥有权利1的权利2是阿伦特人权思想的关键内容。
担保者，意指个体基于自身的信用或者财产为某事提供保证。积极权利则反过来，要求国家主动介入私人领域，通过主动行为帮助实现权利或者提供救济。
突然间，政府不再为特定的人群提供保护，更在随后进一步剥夺其身为公民的权利乃至道德权利，直至个人被彻底剥离一切社会属性，最终限缩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抽象的赤裸裸的人类身上没有任何神圣可言。拥有不可剥夺人权的人是一种抽象的设定，是哲学家的发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作为一种宣言，它们可能只是政治妥协的产物。阿伦特的实证主义式的人权构想固然不足以让人接受，但是借助尊严来证立人权的方法却十分值得借鉴。三、人之尊严：法律秩序的基石 人之尊严是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
第2款：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如果认定国家是基本权利或者人权最大的威胁，那么必然会希望能弱化乃至限制国家对权力的使用，甚至需要在国家之外，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可能的制约，最终效果非常有限。
人权不再诉诸诸如宗教这般的权威，而是转向人自身，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二、人之尊严：化解人权困局的出路 就尊严的实质内涵而言，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矛盾之处。
而在德国以外，其他国家规定的人之尊严权皆是相对权利，它会受到限制，也与其他权利一起衡量。这种担保可谓是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为何个体能拥有权利？每个人都应当是权利的所有者吗？此时的尊严不再简单的作为理性的证立理由，它是有承载能力的行为动机，这种担保在为什么作保的意义上，是对每个人都作为人权的拥有者的承认。
它涉及的不是已经制定的法律，而是向法律的转化。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也许会用于界定那些随着社会发展新产生的、被解释为尊严理念所暗示的权利。阿伦特在此基础上对人权概念进行了颠覆式的重构，提出了拥有权利的权利(right to have rights)。(二) 作为基本权利的尊严 人之尊严有时候也作为具有相对性的宪法权利而存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实现权利的愿望和实现权利的能力之间必然存在裂缝。许多作者强调以法学者的身份观察尊严，通过法律实践来界定尊严，乃至于在立法之初就试图切断来自其他学科的解读，目的或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将法律文本中的尊严与其最初的、法外的概念来源做出区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学者之间逐渐达成了人之尊严与人权密不可分的共识，为探究尊严的内涵提供了新的思路。举例来说，近年来爆发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难民相比，境况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失去了天赋的正当性支撑，国家同人权一样都需要通过合法性的证立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和正当性。这个断言否认了现实中丧失这些权利的可能。
一些学者意识到尊严性质的二元性，所以有学者如沃尔顿试图弥合这种分裂，他的方法是将人之尊严定位为人类的地位或曰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理论。因为尊严是法治国和民主的基石，必然存在于现代宪法之中，其形式可能是明文规定，也可能是隐含暗示。《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1款提出：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现实并非如此。
套用在尊严上，对人权的担保意味着，个体用自身所具有的尊严为自身拥有权利进行担保。哈贝马斯将人之尊严理解为一个门槛，在这个门槛之上，那些可操作的基础价值将引出某些权利，也即个人凭借其作为法治国家的公民身份所主张的权利。
第三，尊严是人权的部分内容。在所有提及人之尊严的宪法中，德国的《基本法》无疑最具影响力。
因此，二者之间并无系谱式的来源关系。其他诸如意大利宪法在第32、36、41条，也就是在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中提到尊严，日本宪法第24条规定了家庭生活中的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将尊严作为基本权利的部分内容加以论述
